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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弘治十六年，正月。
过年嘛，京师紫禁城内弥漫着新春的喜庆。
喜庆之中，还有喜事儿。
就在这个月，一份来自辽东的军报，快马加鞭，被送到了明孝宗朱祐樘的案头。
朱祐樘，就是弘治皇帝。
这份军报，是辽东的镇守太监，军事长官，巡抚联合奏报的，什么内容呢？
里边写，去年十二月，蒙古的泰宁卫有一些贼匪，他们不安分，有天晚上袭击了瑞昌堡，还击伤了一些建州女真使者，这些使者本来是要去京师朝贡的，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抢走了很多的物资。
泰宁卫，北元兀良哈三卫之一，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这是一支游牧的蒙古部，他们主要在辽东锦州和辽河一带活动，平时也经常和明朝互市，有贸易往来。
瑞昌堡，这是明朝辽东边境上一个很重要的军事据点，在今天的辽宁绥中。
那么军报就是说，一伙蒙古人，他们袭击了大明在辽东的一个军事据点，在这个据点伤害了途经据点，要去京师进贡的女真人，还抢走很多东西。
皇帝接着往下看，军报中又说，当时情况非常危急，辽东宁远卫守备官张天祥立刻带兵出击，追出去十来公里，终于追上了，旋即和贼匪展开激战，张天祥大获全胜，共计斩首三十八人，还把被抢走的物资夺回来了。
《明孝宗实录·卷一九五》：去岁十二月，泰宁三卫虏贼夜寇瑞昌堡境，射伤建州入贡夷人，及摽掠驿传车牛。宁远备御都指挥张天祥等率军赴之...
军报文书写的是有鼻子有眼，时间，地点，过程一应俱全，皇帝看完之后，他很开心。
整个弘治年间，朝廷军力紧缩，对于蒙古各部，主要是以防御为主，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胜利就显得格外珍贵。
皇帝马上就下旨奖励了张天祥，包括参与这次防守反击的辽东将士们，都获得了奖励，甚至就连来送信的都被赏了。
张天祥本来在辽东籍籍无名，经此一役，也变成了保卫边疆的大英雄。
然而，成为英雄还没过两个月，事情就来了个惊天动地的大反转。
朝廷里有个叫做王献臣的监察御史，某天他向皇帝检举揭发，说之前辽东的军报说的所谓大捷，根本就是一场骗局。
皇帝说怎么还能是骗局呢？
王献臣说，事情的真相，臣已经调查清楚，这个张天祥啊，他一心想要升官发财，想要表现自己，所以他派人偷偷袭击了建州女真的使者，抢走物资，然后把这个罪名嫁祸给了蒙古泰宁卫，然后跑到泰宁卫大开杀戒，残杀泰宁卫内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数百人，最后砍下这些人的头颅杀良冒功，就此把朝廷给欺骗了。
这事儿可闹大了。
如果王献臣说的属实，那么张天祥不仅不是保疆英雄，反而是残害无辜的刽子手，更有挑起边衅的大罪，就这罪过，死一万回都不够的。
王献臣是言官嘛，弹劾举报是他的权利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明朝的皇帝是最烦言官，也最不信任言官，皇帝说空口无凭，不能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事情就反转了，还是应该派人到辽东实地调查一下稳妥。
所以皇帝拉了一专案小组，以大理寺左卿吴一贯和都指挥使杨玉为领导，开拔辽东，要把这个事情给查个水落石出。
几个月的调查，走访，取证之后，整个事情被专案组研究的差不多了，他们回禀皇帝，说情况和王献臣说的大差不差，只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出入，那就是，瑞昌堡被袭击，建州女真的使者被伤，东西被抢，这个事情不是张天祥组织人干的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只是据点被袭击之后，张天祥怕摊责任，怕被上头追责，于是张天祥就和同为军中将领的祖父张斌，叔父张洪去偷袭了附近一个毫无防备，和此事也毫无关系的泰宁卫部落。
他们杀掉了这个部落的百姓，谎称这就是袭击瑞昌堡的贼匪，还抢走了他们的东西充作丢失的物资，如此一来，不仅能将功赎罪，还在朝廷骗了一波封赏。
专案组的处理意见是，张天祥等人，罪大恶极，应该处死，辽东的这些领导，也有失察之罪，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案发之后，张天祥，张斌，张洪很快被控制了起来，移送京师，被关进了牢房里听候发落。
其实这个案子到这一步，基本就算是结了，没什么好说的，该杀头的杀头，该处理的处理呗，但是说出来您都不信，弘治皇帝本人，自己还留了一手。
明着，他是派大理寺和锦衣卫去辽东查案，可是暗着，皇帝又单独派了东厂的探子去调查。
明朝嘛，就是特务机构满天下。
最低级别的是锦衣卫，锦衣卫上头有东厂，东厂上头有西厂，西厂上头还有内行厂。
这些特务机构，遍布大明天下各地，士农工商无一不被他们监视，作者以前看过一个传闻，说洪武年间有个叫做吴复的大臣，上朝的时候问他昨晚家里是不是请客吃饭了，吴复说是，皇帝问那你们宴会上吃的什么，吴复说吃的猪肉，豆芽，炒鸡蛋，朱元璋非常开心，重赏吴复，说的确是这些，你很老实，没有骗我。
传闻不一定是真的，但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明代社会的一种现状，那就是特务机构的监视无孔不入，晚上吃啥菜都会被记录下来。
所以这东厂探子啊，查案没查怎么样，倒是把大理寺和锦衣卫给监视了个结结实实，他们回禀皇帝，说吴一贯等人到了辽东，他们根本没有亲自下去查，没有掌握第一手的案情资料和证据，他们是交给辽东的地方官来查的，办案如此不严谨，难保他们办的不是冤假错案。
东厂还调查出，说之前王献臣为什么信誓旦旦的弹劾张天祥，说军报不实，军功伪造呢？是因为朝廷里一个叫做杨茂的指挥使给王献臣提供了一些材料，而这个杨茂，他此前和张天祥闹过矛盾，难保不是杨茂蓄意报复，编排张天祥。
更加耐人寻味的是，京师的牢房环境不好，而且可能存在普遍的刑讯情况，张天祥被押到京师没两天，竟然就生病死了。
张天祥一死，张洪和张斌不干了，他们在牢房中大声喊冤，说自己是被冤枉的，二张还很有门路，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，还把自己伸冤的诉状送到了皇帝的手里。
案情骤变，皇帝赶紧叫来内阁首辅刘健，大学士李东阳和谢迁，商议该怎么办。
刘李谢是铁三角，更是士大夫的代表，在他们看来，本案证据确凿，吴一贯等人到辽东，的确是没有亲自查案，但是动员地方官也是查案的一种方式，而且也查出了很多切实的证据，比如：
张天祥曾经写下过多份奏报，有的说击杀了数十人，有的说击杀了数百人，前后口径不一。
张天祥奏报中被袭击的辽东军事据点，以及自卫反击发生的地点，和实际上真正发生袭击和反击的地点相去甚远，很明显是造假。
包括张天祥所谓的夺回物资，有史记载：
《明元清系通纪·卷十四》：天祥称夺回车牛，而虎等执非原物，亦以角细毛深，不食谷草，非境内所生。
这些夺回来的物资，根本就不是被夺走的那一批明军的物资，而就是人家蒙古部落的。
所以无论瑞昌堡到底是不是张天祥自导自演，自己袭击的，他滥杀无辜，杀良冒功都是不争的事实。
但是很显然，孝宗皇帝不太想要承认这个事实，皇帝揪住专案组办案不严谨，没有自己办这个细节，以及王献臣是受杨茂指使，而杨茂和张家有仇这个背景，断定本案肯定是有疑点。
皇帝要翻案，皇帝要主持正义。
皇帝真要主持正义吗？不见得，我们可以从皇帝对李东阳说的一句话中得到一些线索，这个对话被记载在李东阳自己撰写的笔记中。
《燕对录》：此乃大狱...若事不明白，边将谁肯效死。
这是大案啊，事情必须弄明白，如果不弄明白，辽东的将士们谁还敢为国家效死力呢？
乍一听没毛病，好像是说，如果张天祥就是立功了，是被诬陷了，那就应该洗刷掉他身上的冤屈，还他清白，不然如此忠臣良将含冤而死，不是把将士们的心给伤了么？
但实际上，我们还能品出皇帝这句话的另外一层含义。
从土木之变之后，明朝对于蒙古的状态从攻势变成了守势，张天祥获得这样的大捷，又是在正义叙事，明朝占理的情况下获得了大捷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可以用来维系辽东的边略，可以用来安抚，激励军心。
所以，皇帝真的关心本案的是非曲直，但他更关心的是，这个案子的判决会对整个辽东将士们的士气产生巨大的影响，而这种影响，皇帝必须给弄成积极性，正面的。
如果要产生积极影响，皇帝也就必须保一手张天祥。
弘治十七年，本案在皇帝的主持下，由三法司，也就是刑部，都察院，大理寺进行了公开审理，士大夫们当然还是倾向于维持原判，因为在有足量证据，切实证据的情况下，维持原判没毛病，但是皇帝的一句话，改变了整个案件的走向。
《皇明大事记》：上曰：彼虏人也，杀之何罪，而当以死？
在证据面前，皇帝再讲“证据”，他就无从翻案了，所以皇帝说：
这些人本来就是胡虏，杀了又有什么罪过呢？还至于处以死刑吗？
说白了这个时候皇帝开始胡搅蛮缠了，他就是要皇权最大，自己说了最算，就是要把这个案子给翻过来。
封建专制时代，皇帝要翻案，谁能不让他翻，谁能阻止？
皇帝此言一出，大家都不说话了，夕阳西下，南风残照，只有沉默。
审理结束后，张洪，张斌被无罪释放，恢复功名和嘉奖，但这还没完事儿，既然张氏一族是被冤枉的，那这些弹劾的，办案的，就成了有罪的了。
于是，王献臣被贬到广东，从监察御史被撸成了驿丞，办案小组的都指挥使杨玉，流放云南，吴一贯呢，更是连降五级，贬到了云南嵩明州去做同知。
几个士大夫的政治生命对谁来说都算不得什么，毕竟，这可是缔造了明朝中兴之世的孝宗，在如此大业面前，谁能牺牲，谁该保住。
皇帝心里，有数。
手段可以模糊，代价可以转嫁，甚至真相也可以重塑。
但是就如很多老师会和学生说的一句话那样：
结果，不会陪你演戏。
参考资料：
《燕对录》
《明孝宗实录》
韩萧萧.明弘治朝召对研究.吉林大学,2025
谢少云.明代都察院监察法制研究.广州大学,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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